在祖國北疆，一場關于社會治理的創新實踐正在廣袤大地上蓬勃展開。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深入貫徹“抓前端、治未病”理念，將多元解紛深度融入基層社會治理，以“北疆楓橋”品牌建設為抓手，創新機制、凝聚合力、優化服務，構建起“矛盾化解在基層、糾紛解決在萌芽”的社會治理新格局，為邊疆穩定和長治久安提供了堅實法治保障，讓新時代“楓橋經驗”在法治沃土上結出豐碩果實。

共解糾紛

代表委員深度參與

“原本以為要打‘持久戰’，沒想到人大代表和法官一起給我們主持公道，效率太高了！”今年3月28日，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民法院，50余起購車補貼糾紛通過“代表委員+法院”機制得以妥善解決，消費者劉某的感慨道出了群眾對這一創新機制的認可。

2023年以來，內蒙古高院與自治區人大、政協聯動，出臺《人大代表參與訴前調解工作方案》《“政協+法院”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推動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深度參與矛盾化解。

截至2024年底，全區建成150個人大代表調解室、150個政協委員調解室，聘請1800名人大代表、1750名政協委員擔任特邀調解員，全年成功調解案件2.2萬件。這一機制將民主監督與司法實踐相結合，既提升了糾紛化解的公信力，又為基層治理注入了“民意智慧”。

2024年6月，在烏海市海勃灣區人民法院，一場歷時數月的交通事故賠償糾紛，因首席法律咨詢專家的介入迎來轉機。專家憑借專業法律知識，精準計算賠償標準并提出調解方案，促使雙方當場達成協議。

2024年，全區120個首席法律咨詢專家站點累計調解糾紛8096件，化解信訪事項327個，成為基層治理的“智慧引擎”。

自2024年5月以來，內蒙古高院與法學會深度協作，整合753名法律專家資源，針對金融、物業、勞動爭議等專業領域糾紛開展“坐堂會診”。這一機制打破了司法機關“單兵作戰”的局限，以“專業思維”破解“復雜難題”，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凝聚合力

構建解紛立體網絡

日前，在通遼市中級人民法院，一起商標侵權糾紛通過“知識產權和合共治工作站”得以高效化解。法院與市場監管局聯動，依托“總對總”訴調對接機制，僅用兩周時間便促成雙方達成調解協議，當事人點贊“省時、省錢、省事”。

內蒙古高院與自治區發改委、總工會、知識產權局等11家行業部門建立在線訴調對接，形成“部門協同、上下聯動”的解紛格局。2024年以來，全區通過“總對總”機制調解糾紛超5萬件，覆蓋知識產權、金融消費、勞動爭議等多個領域，實現了從“單一司法”到“多元共治”的跨越。

近日，在赤峰市翁牛特旗烏丹人民法庭，一場特殊的“結婚調解”成為佳話。法官聯合村委會調解員走訪牧民家庭，以“嘮家常”的方式化解彩禮糾紛，讓法律充滿溫情。這是內蒙古329個人民法庭扎根基層的縮影。

目前，全區法院構建“1163個法官工作站+422個巡回審判點+936個流動訴訟服務點”的解紛網絡，打造“馬背法庭”“蒙古包調解室”等特色服務模式。從呼倫貝爾草原到阿拉善戈壁，法官們深入牧區、農區開展巡回審判，讓“楓橋經驗”在邊疆落地生根。

示范引領

推出非訴特色品牌

“沒想到起訴狀可以這么填，連我這個牧民都能看懂！”前不久，在通遼市奈曼旗人民法院，當事人通過要素式起訴狀示范文本，當天完成立案并在3日內達成調解。內蒙古法院推行“訴狀內容做減法、訴訟服務做加法”，將專業法律文書轉化為“便民表格”。

包頭市青山區人民法院創新“要素式答辯+整改清單”機制，在化解物業糾紛時，同步向物業公司出具整改清單，推動行業規范提升，案件量同比下降13%。這項“辦理一案、規范一企、預防一類”的模式，成為源頭治理的典型樣本。

在烏蘭浩特市人民法院，兩起物業費糾紛通過先行調解機制實現“當天受理、當場履行”。調解員通過釋法明理，既讓業主認識到拒繳物業費的法律后果，又促使物業公司承諾提升服務質量，真正實現“案結事了心亦和”。今年第一季度，全區先行調解案件11315件，既節約了司法資源，又減輕了當事人訴累。

從“重裁判”到“重調解”，全區法院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包頭法院的“包融共治”、通遼法院的“和合無訟”、鄂爾多斯法院的“三端五防線”等特色品牌，推動形成“以和為貴、協商優先”的解紛文化，司法資源配置更加優化，群眾獲得感顯著增強。

從城市到鄉村，從草原到戈壁，全區法院以多元解紛為支點，撬動基層治理效能大提升。“北疆楓橋”品牌不僅是矛盾化解機制的創新，更是法治理念的革新——將黨的領導、人民民主與司法實踐深度融合，讓法治成為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聚焦“治未病”，通過源頭預防、前端化解，將矛盾糾紛消弭于無形；扎根邊疆實際，用“馬背調解”、雙語普法等“接地氣”的方式，讓司法服務貼近群眾需求。

下一步，內蒙古各級法院將繼續以“北疆楓橋”為引領，不斷深化多元解紛機制創新，為筑牢祖國北疆安全穩定屏障、書寫中國式現代化內蒙古篇章貢獻更多司法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