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消三不再”之后怎么干?這是自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2024年10月底作出該決定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共同關心的話題。

貴州落實行動雷厲風行。最高檢作出決定以來，貴州省檢察院連續推出一系列措施，通過出臺《全省檢察業務質效分析研判工作指引(試行)》和《貴州省檢察機關檢察監督案件和重大監督事項實質化辦理工作辦法(試行)》等，全面鋪開一體抓實“三個管理”的司法實踐，打出了一套“組合拳”。

“一取消三不再”之后還要不要數據?如何管理更加科學?基層辦案是否發生了變化?帶著諸多疑問，記者走進貴州省市縣三級檢察機關，探訪一線正在發生的變化。

“正負面清單+質效評價”

“我從檢以來就沒有離開過數據考核。2024年年末開會，終于不再討論怎么湊數據、分指標，而是討論如何把手頭的案件辦好。”

“大家不再那么糾結數據和排名情況，可以將更多精力放在案件辦理上，也更多關注一個個真實鮮活的當事人，更加注重追求個案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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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取消三不再”決策在貴州基層檢察人員中產生的連鎖反應。

事實上，“一取消三不再”最初提出時，個別檢察人員對如何抓管理、抓業務質效感到“無所適從”“手足無措”。對此，貴州省檢察院黨組迅速達成共識：取消一切不必要、不恰當、不合理考核，不是不要考核、不要管理、放任躺平，恰恰相反，要引導檢察人員將“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價值追求根植于內心。

最高檢提出“一取消三不再”僅一個月后，2024年11月22日，貴州省檢察院正式印發《全省檢察業務質效分析研判工作指引(試行)》，把最高檢決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轉化細化為普通犯罪檢察、重大犯罪檢察等11個業務領域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

簡單來說，“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就是該業務領域檢察官在辦案過程中應該積極主動完成的和不應該做的。以行政檢察為例，其質效分析由行政生效裁判監督質效、行政審判違法與行政執行(含非訴執行)監督質效、行政違法行為監督質效三部分組成。

圖為2024年6月24日，貴州省檢察院舉辦全省檢察機關“透過業務看政治講忠誠”集中講評活動。

“案件質量是生命線。”貴州省檢察院行政檢察部主任楊濤向記者解釋，“生效裁判監督是我們行政檢察的重中之重，‘抗訴被法院采納’就在該項正面清單中。基層檢察院通過清單對比，就能夠明晰哪些工作是行政檢察的重點，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

如某市檢察院提請貴州省檢察院抗訴的某汽車租賃有限公司訴某市應急管理局行政處罰檢察監督案就是針對生效裁判的監督，檢察機關認為“被告不能簡單機械地把事故發生與企業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畫等號”而提出抗訴，法院再審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撤銷原一審、二審行政判決和行政處罰決定。該案就屬于正面清單認定的高質效履職行為。

“一取消三不再”后，貴州省檢察院對業務質效考核評價進行了完善。取消了首位滿分制，不再以某項業務數據的最高或最低作為該項考核滿分，而是根據各地正負面清單情況對其工作進行評價;取消計分制，而是評定為“優、良、合格、不合格”四個等次，對出現數據造假等情況的一票否決。目前，貴州省檢察院正在按照該方式對各地工作進行評價。

實質化辦理避免“湊數案”

“讓檢察工作回歸到高質效辦案”，是記者在黔采訪期間聽到最多的一句話。

“開始我們預估用一周時間調查核實，最后卻花費了幾周時間，形成了厚厚的證據材料，最終都是為了讓每一條檢察建議言之有物、行之有據。”貴陽市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主任王華玲告訴記者。

日前，她的團隊正在辦理一起某單位及工作人員未落實侵害未成年人強制報告制度的重大監督事項。該事項由貴陽市檢察院檢察長王勇牽頭，組織市、區兩級檢察機關辦案骨干，從4年來全市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梳理出113起案件背后存在的教育機構、醫療機構、住宿經營者等應報未報問題。為此，貴陽市檢察院啟動重大事項案件化辦理程序，擬定了案件化辦理流程共16個環節，并擬向行政機關、相關單位制發檢察建議。

這是貴州省檢察機關探索檢察監督案件和重大監督事項實質化辦理、提升監督質效的一個具體實踐。

“長期以來，不少檢察監督案件沒有實質化辦理，調查核實虛化弱化，監督隨意性大，缺乏程序規制，監督質效難以保障，甚至出現一些‘湊數案’‘注水案’‘勾兌案’，與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要求背道而馳。”貴州省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愛軍告訴記者。

貴州省檢察院把完善監督辦案方式作為提升監督質效的關鍵一環。經過在遵義與黔東南的試點運行，2024年12月，貴州省檢察院正式出臺《貴州省檢察機關檢察監督案件和重大監督事項實質化辦理工作辦法(試行)》(下稱《辦法》)，對檢察監督案件和重大監督事項受理立案、調查核實、監督措施、跟蹤反饋、復查復核、結案歸檔、司法責任等作出明確規范。

據了解，《辦法》的核心要求是“四化”，即程序化、證據化、案卷化和責任化，其目標是解決“一張紙辦案”問題。

對于辦案來說，“證據化”在實質化辦理中的地位是重中之重，這要求檢察人員通過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相關人員的意見、咨詢專業人員、查閱復制相關案卷材料、現場走訪查驗等多種調查核實方式，收集、固定相關證據材料。

科技賦能案件評查

如何科學評價檢察官辦案質量、效率、效果等業績情況?“一取消三不再”之后，系統內外許多人產生這樣的疑問。

從簡單的數據管理到體系化管理，從個案質量管理到宏觀業務管理，記者在貴州采訪發現，當地嘗試建立起一整套科技含量十足的案件管理體系。

圖為貴陽市白云區檢察院自主研發案件質量評查系統，對案件進行自動化評查。

最近，貴州檢察機關案件質量評查系統和貴州檢察機關檢察官業績能效系統先后上線。兩套系統以科技賦能案件管理，只需通過簡單操作，就能對每位檢察官、每個案件的辦案全過程進行質量評查并進行“立體畫像”。

“通過‘機器+人工’的方式對案件質量進行評查，是建立健全科學案件質量管理體系的重要路徑，旨在解決傳統評查中評查人員不足、評查時間滯后、評查權威弱化、評查剛性不夠等問題，推動評查工作簡便、高效、全面、智能。”貴州省檢察院案件管理辦公室副主任楊彰立說。

“業績能效系統抓取檢察官辦案的9個關鍵方面，包括辦案數量、案件質量評查情況、‘五類案件’評查情況、線下評查案件數、國家賠償案件、高質效案件、突出成果、反向審視案件以及追責案件等。通過‘可視化’方式直觀展示檢察官個人工作成效。”該系統的開發者之一、貴陽市白云區檢察院案件管理部門負責人綦宇介紹。

記者了解到，各業務部門也正在努力建立起“更加正確的數據觀”。

“我們不是不要數據了，而是把數據作為研判分析業務態勢的依據，并且通過反查、分析數據對應的個案，發現真問題。”貴州省檢察院普通犯罪檢察部主任王紅梅舉例說，他們目前對偵查監督類案件數據實行逐案核查制度，每個月把所有監督立案、監督撤案、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糾正偵查活動違法的案件拉出清單，由部門檢察官進行閱卷審查，重點審查這個案件為什么要監督、監督點是什么、偵查機關的違法事項是什么、監督手段是否妥當和必要、監督后偵查機關的態度是什么、整改情況怎么樣等等。

既追究責任，也“提素增能”

沒有了數據考核壓力，檢察官會不會“躺平”?記者在貴州采訪時，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最開始覺得輕松了，后來發現壓力更大了。”

“我們的頭上還懸著司法責任制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不敢懈怠。”

“減輕考核壓力，恰恰能夠激發基層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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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貴州省檢察院黨組看來，高質效辦案是一個系統工程，既需要理念的引領、標準的提升和工作的改進，也需要夯實正向激勵、負面懲戒等基礎性保障。

為了讓司法責任制形成閉環、長出“牙齒”，2024年下半年，貴州省檢察院組織全省優秀公訴人對最高檢評查的和貴州省自評的不合格案件進行復評。這些案件主要集中在撤回起訴、無罪等方面。據了解，目前已對14件不合格案件啟動司法責任調查。

如何讓案件評查不止于責任追究，還能全面推動檢察官隊伍提素增能?據了解，貴州省檢察院將組織評查骨干對評查案件進行講評。

畢節市檢察院檢察官、貴州省十佳公訴人潘珣就是一名評查人，她正在備課講評。“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不合格案例進行細致分析，從案件受理、審查、批準逮捕、提起公訴、法院判決等各個環節進行追本溯源，查找問題根源，指出問題癥結，提出全面提升的建議，使干警們能夠深刻認識到自身在辦案過程中存在的不足。”潘珣說。

既要找不足，更要從典型案例里總結經驗。2024年，貴州省檢察機關推出了常態化“透過業務看政治講忠誠”案件講評活動，全年累計開展講評1176場，1350余名檢察人員走上講臺講述自己辦理的高質效案件，引導檢察人員把政治意識、大局觀念、法治思維、為民情懷、檢察擔當統一于具體的檢察辦案，增強高質效意識，倒逼多辦高質效案件。該做法被貴州省委政法委在全省政法機關推廣。

圖為安順市檢察院與紫云縣檢察院案研發搭建“強制措施不規范情形監督模型”，圖為研發人員在研判監督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素增能過程中，科技再次被重視。例如由遵義市檢察院、遵義市匯川區檢察院聯合研發的“案件質效管理動態監測系統”能對法院超審限未宣判、罰金刑判決錯誤、公安機關違規取保候審等線索開展監督，進一步豐富系統的監督場景和價值。再如安順市檢察院研發的“從業禁止令漏用、超期送達法律文書及罰金刑錯判監督模型”、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檢察院研發的“強制措施不規范情形監督模型”等，聚焦檢察業務工作中的難點，提升法律監督質效。

“省檢察院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堅決貫徹落實最高檢黨組決策和全國檢察長會議要求，切實把檢察管理從簡單的數據管理轉向更加注重業務管理、案件管理、質量管理上來，提出‘六個突出’，即突出價值導向、突出質效研判、突出實質化辦案、突出個案評查、突出科技賦能、突出激勵約束，激發檢察官履職辦案的內生動力，加強司法責任追究的外部制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貴州省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王永金指出。